苏绰：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
苏绰是南北朝时期西魏名臣，一位优秀的政治家和思想家。他少小好学，博览群书，尤其精于算术，从小就有美誉。进入仕途后，很快崭露头角，成为西魏实际掌权人宇文泰的首席智囊。他撰写的“六条诏书”，为西魏由弱变强开辟了道路，也为之后的隋唐盛世提供了思想资源。他集忠臣、直臣、良臣、能臣于一身，高瞻远瞩，务实求真，严以律己，其一生很值得一说。
一
西魏是于535年从北魏分裂出来的北朝小国，实际创建者是宇文泰。他掌权22年，励精图治，志在富国强兵，故广泛延揽天下英才。苏绰有位堂兄叫苏让，被宇文泰任命为汾州刺史。上任时，宇文泰在京城门外为他饯行，分手时问苏让：“卿家子弟中，谁可任用者？”刺史马上推荐了苏绰。宇文泰对苏让很信任，遂任命苏绰为行台郎中。 苏绰对相关工作很快就如鱼得水，同僚遇到疑难和棘手问题，“皆询于绰而后定”，“台中咸称其能”。他超强的工作能力很快也折服了高层。仆射周惠达是宇文泰身边的重臣，一次宇文泰与他商议国事，问到关键处，他竟回答不出来，说请稍等一会，我外出找人商量一下。于是“乃召绰，告以其事，绰即为量定”。然后周惠达又进来报告，文帝听后甚为满意，问：“谁与卿为此议者？”周说我找的是苏绰，又赞扬他有“王佐之才”。宇文泰说：“我亦闻之久矣。”很快，苏绰被任命为著作郎。 苏绰从此真正进入了宇文泰的视野。一天，苏绰随“太祖与公卿往昆明池观渔，行至城西汉故仓池，顾问左右，莫有知者”。有位臣子说：“苏绰博物多通，请问之。”宇文泰遂召来询问，苏绰做了详细回答，“太祖大悦”，继而兴致大增，又问“天地造化之始，历代兴亡之迹”。苏绰娓娓道来，如数家珍，“太祖益喜”。于是抛开其他人，“乃绰并马徐行至池”。两人谈得太投机了，竟忘了设网捕鱼就转回来了。太祖还觉得不过瘾，“遂留绰至夜，问以治道，太祖卧而听之。绰于是指陈帝王之道，兼述申、韩之要”。宇文泰听得入迷，慢慢便起身正襟危坐，不自觉地用膝盖趋向前面。苏绰一直讲到天亮，太祖也一直听到天亮。第二天一上朝，宇文泰便对周惠达说：“苏绰真奇士也，吾方任之以政。”遂拜大行台左丞，让他参与国家机密。“自是宠遇日盛”，渐成宇文泰的首席大臣和智囊。
二
宇文泰是杰出的军事家和政治家，他心中有个梦想，就是想让弱小的西魏能在自己手里腾飞，故“欲革易时政，务弘强国富民之道”。他求贤若渴，欲聚天下英才而用之，帮助自己“圆梦”。苏绰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进入西魏“核心团队”的。宇文泰得到苏绰，犹如齐桓公得到了管仲，刘备得到了孔明。而苏绰呢？从此有了自己大显身手的舞台和机会，这是一个“双赢”的结合和组合。苏绰开始操刀了，他先从具体制度改革入手，“始制文案程式，朱出墨入，及计账、户籍之法”，即制定和规范了官方文书格式，统一了记账与户籍管理的方法与内容。所谓“朱出墨入”，就是记账时用红色与黑色区别收支情况。这一规定很快又延及到官方文书，即朝廷发出的文书要用朱标，下面上呈的要用墨标。今天的“红头文件”，起源正出自“朱出墨入”的规定。户籍登记的内容是：每户户主之后，再逐一登记户内成员及依附人口（如奴婢等），并注明每人的性别、年龄等情况，还要登记清楚田产。户籍登记为朝廷征收赋税和征用徭役等，提供了科学的决策依据，这一制度也为之后的隋唐继承和发展。 接着，苏绰“减官员，置二长，并置屯田以资军国”，最后于541年，提出了六条治国方略，上奏后宇文泰作为诏书颁行，时称“六条诏书”。这六条既是西魏全面改革的蓝本，又是其执政的纲领。《六条诏书》的形成意义重大，南北朝乱世已数百年，北魏灭亡前的这一二十年，更是乱世中的乱世，朝野动辄处于血泊之中，国家朝纲荡然无存。《六条诏书》的颁行，标志着国家治理开始脱离之前的野蛮与血腥，走向有序和文明，同时也在呼唤40多年后的隋唐盛世。 苏绰的能力是全方位的，在军事方面也有两把刷子。537年，东魏权臣高欢（后北齐追尊为高祖神武帝）乘关中饥荒之机，率三路人马入侵西魏。他在黄河上架了三座浮桥，摆开了合围西魏的架式，其麾下骁将窦泰则布兵潼关。面对敌军多路进攻，西魏“诸将咸欲分兵御之”。苏绰进行了认真分析，只他一人提出，应集中兵力围歼窦泰。这一意见恰与太祖不谋而合，宇文泰最终确定了集中兵力攻打窦泰的决心。战前宇文泰声东击西，扬言要迎战高欢，暗中却领精兵快速向潼关挺进。窦泰屡胜而骄，没有想到西魏兵已至眼前，慌乱中出战，结果丢盔弃甲全军覆没，万余人被俘，窦泰自杀。高欢见势头不对，撤浮桥而退。
三
《六条诏书》第一是治心。“心者，一身之主，百行之本”，治理百姓需有多条措施，但首要的一条是“治心”。那么，从谁的“心”开始治起呢？答曰：宰守。用今天的话说，就是从高级干部这个“关键少数”开始。道理很简单，“心不清静，则思虑妄生。思虑妄生，则见理不明。见理不明，则是非谬乱。是非谬乱则一身不能自治，安能治民也”。故“治民之要，在清心而已”。那么，什么又叫“清心”呢？“所谓清心者，非不贪货财之谓也，乃欲使心清气和，志意端静”。而“心和志静，则邪僻之虑，无因而作。邪僻不作，则凡所思念，无不皆得至公之理”。而怀揣“至公之理”的人去治理州府，“则彼下民孰不从化”？用今天的话解释，就是领导干部一定要有信仰，要立党为公，这样才会秉公用权，无私无邪，才会赢得老百姓的信赖和尊敬。 其次是治身。治身就是今天所言的加强自身修养，严格要求自己。那从谁开始呢？答曰人君也。因为“君身不能自治，而望治百姓，是犹曲表而求直影也；君行不能自修，而欲百姓修行者，是犹无的而责射中也”。那么，怎样做才算合格呢？“必心如清水，形如白玉。躬行仁义，躬行孝悌，躬行忠信，躬行礼让，躬行廉平，躬行俭约，然后继之以无倦，加之以明察”。标准有些高，但务必应向这个方向努力。仔细品味，颇有今日“打铁还需自身硬”的道理。 其二，敦教化。西魏割据之时，世道衰退已数百年，天下大乱也近20年，“民不见德，唯兵革是闻。上无教化，惟刑罚是用”，社会现状极为恶劣。怎样改变它呢？那就要从宣扬敦厚教化入手，“教之以孝悌，使民慈爱；教之以仁顺，使民和睦；教之以礼义，使民敬让”。如是，百姓“慈爱则不遗其亲，和睦则不怨其人，敬让则不竞于物”。这“三者既备，则王道成矣”。这与今天的加强精神文明建设颇为类似。 其三，尽地利。“人生天地之间，以衣食为命”，然“衣食所以足者，在于地利尽”。那么，怎样才能让地多出财富呢？那就要劝课农桑。要全民动员，“诸州郡县，每至岁首，必戒敕部民，无问少长，但能操持农器者，皆令就田”；要抓住农时，“春耕之，夏种之，秋收之”；要照顾贫弱，“单劣之户，及无牛之家，劝令有无相通，使得兼济”；要农闲不闲，“三农之隙，及阴雨之暇，又当教民种桑、植果，艺其菜蔬，修其园圃，畜育鸡豚，以备生生之资，以供养老之具”；要惩罚懒汉，“游手怠惰，早归晚出，好逸恶劳，不勤事业者”，里正、户长要将他们的姓名上报郡县，“守令随时加罚”，以儆效尤。 其四，擢贤良。“上至帝王，下及郡国，置臣得贤则治，失贤则乱，此乃自然之理，百王不能易也”，可见贤良是兴国之本。那么，怎样才能得到贤良呢？一是要打破门第选人，“不限资荫，唯在得人”。二是坚持以德为先的标准。“是故将求材艺，必先择志行。其志行善者，则举之；其志行不善者，则去之”。三是要走出“邦国无贤，莫知所举”的盲区。孔子说：十家之村，必有像我一样讲忠信的人，那么，“岂有万家之都，而云无士”的道理？关键是“求之不勤，择之不审，或用之不得其所，任之不尽其材”，故才喊“国无贤才”。只要“勤而审察，去虚取实”，各州郡的优秀人才便会脱颖而出。四是对人才要委以重任。“良玉未剖，与瓦石相类；名骥未驰，与驽马相杂”。只有把人才放在重要岗位，才能“与彼庸流较然不同”。五是广开才路，“凡求贤之路，自非一途”，故要多动脑子广揽人才。 其五，恤狱讼。人性中有善有恶，“善恶既分，而赏罚随焉”。因此，管理社会离不开赏罚，而赏罚的生命是公正和准确。“赏罚得中，则恶止而善劝；赏罚不中，则民无所措手足。民无所措手足，则怨判之心生”。故赏罚一定要慎之又慎，所谓恤狱讼，讲的就是这个道理。历来的治狱之官，可分为三个等级：优等的，“精心悉意，推究事源。先之以五听，参之以证验，妙睹情状，穷鉴隐伏，使奸无所容，罪人必得”，因此做出的惩罚轻重皆当；中等的，“率至公之心，去阿枉之志，务求曲直，念尽平当。听察之理，必穷所见，然后栲讯以法，不苛不暴，有疑则从轻，未审不妄罚，随事断理，狱无停滞”，这类办案者也能让人满意；下等的，“不仁恕而肆其残暴”，视百姓如木石任意拷打，常常是“巧诈者虽事彰而获免，辞弱者乃无罪而被罚”。如今的地方官员应达到中等水平，再努力向优等看齐。而对那些下等的，“则刑所不赦”。 其六，均赋役，赋役指赋税和徭役两个方面。何为均？“不舍豪强而征贫弱，不纵奸巧而困愚拙，此之为均也”。就是说，在赋役面前人人平等，不能允许有特权存在。赋税征收的原则是：“王赋获供，下民无困。”赋税数额如何确定呢？由里长、户长根据各家各户的贫富情况初定，然后报郡守、县令最后核准。赋税具有“双重性”，若征收合理，“财政和而民悦”；若乱征乱收，“则吏奸而民怨”。因此，必须做到合情合理，公平公正，严防徇私舞弊，横征暴敛。征发劳役同样应该这样做。但是，有的地方官却没有做好，“致令贫弱者或重徭而远戍，富强者或轻使而近防”，此乃“不存恤民之心”。这样的郡守县令，“皆王政之罪人也”。 《六条诏书》是苏绰认真研究秦汉以来国家兴亡治乱的历史后，得出的重要理论成果，也是西魏的治国纲领。它代表了这个时期我国最先进的政治思维，也是隋唐之前最科学的“顶层设计”，既务虚又务实，既有理论内涵，又有实践中的可操作性，是苏绰政治才华与智慧的结晶和集大成。《六条诏书》涵盖了精神与物质、理念与手段、制度与公平、司法与安民等多方面的内容，互相支撑，浑然一体。宇文泰读后十分欣赏，高度重视，“常置诸座右”，同时“又令百司习诵之。其牧守令长，非通六条及计账者，不得居官”。
四
苏绰有着崇高的道德品格和政治境界。他厌恶奢华，不谋私利，“绰性俭素，不治产业，家无余财”。他视才为宝，又慧眼识人，“博求俊贤，共弘治道，凡所荐达，皆至大官”。后世唐太宗言：“用一君子，则君子皆至。”苏绰正是这样一位令“君子皆至”的君子。他志行高远，“海内未平，常以天下为己任”。他爱民如子，唯恐懈怠和失误给天下苍生带来损害。他曾说：治国之道，应当像慈父那样爱惜百姓，像严师那样教育百姓。他宵衣旰食，不知疲倦，“每与公卿议论，白昼达夜，事无巨细，若指诸掌”。繁忙的政务耗费了他大量心血，超负荷的工作严重透支了他的健康，最终“积思劳倦，遂成气疾”，于49岁病逝在尚书位上。 苏绰是位天生的政治家，对政治和管理特别有悟性和专业。宇文泰对他十分信任，“推心委任，而无间言”，每次外出，均委他全权代理其行使权力。两人堪称我国历史上最为信任、珠联璧合的一对优秀君臣。苏绰的逝世令宇文泰极为惋惜和悲痛，知后忍不住放声大哭，哀哭之声感动了左右。送葬那天，“太祖亲于车后酹酒而言曰：‘惟尔知我心，我知尔意。方欲共定天下，不幸遂舍我去，奈何？！’因举声恸哭，不觉失厄于手”。场面颇为感人。宇文泰何以如此悲痛和怀念？乃是因为苏绰把毕生精力和智慧都贡献给了他治下的西魏，可谓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 责任编辑／杨振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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